在北京工作的李女士告訴記者:“我媽媽不希望我找外省的,10萬元彩禮錢是底線,沒有商量的余地。將來訂婚,只增不減。如果男方是外省的話,彩禮錢至少要20萬元。媽媽認為,如果我嫁到外省,回家不方便,無法照顧和贍養老人。”

南京大學社會學院的研究人員曾對彩禮形成因素進行專門研究,他們發現,雖然社會變革使得人們的認知觀念發生了改變,但是觀念的最終落腳點仍是價格的商定。社會變遷雖然使得個體的流動性增強,依靠個人的人力資本獲益的可能性增大。但正是因為這樣,由于社會變革所帶來的種種不確定性,使得家庭更加注重通過提高彩禮來降低未來的風險。

在北京白領王寧寧的記憶中,討論彩禮就像一場拉鋸戰,而這樣一場拉鋸戰或許正是一個縮影:

2015年2月,女方家長會見家族長輩,商討彩禮事宜并準備起草“紅單”(紅紙上標明彩禮價錢與相應的實物等,實質上就是一張婚嫁憑證。同時,“紅單”必須由長輩起草并雙方簽字方為有效)。女方家長提出的13.9萬元遭到家族長輩的強烈反對:“你供她讀書就不止10萬元,13.9萬元你能得到什么”“村姑都不止十五六萬了”“人家二婚的都18萬啊”“這么低的價格,你也別談彩禮了,就讓他們夫妻負責養老吧”。

最終,家族長輩參照婚姻市場中的標準價格并根據待嫁女王寧寧的學歷資本,提出了20萬元的彩禮定價。

不過,女方家長為了減輕女兒將來的經濟負擔,還是抵住壓力,堅持13.9萬元彩禮價格,不過將回嫁妝部分改為3萬元,即女方家長凈得10.9萬元。此時,家族網絡再一次發揮了它的作用,彩禮的商定變為對傳統程序的遵循。